2022年作风建设党课讲稿【优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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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作风建设党课讲稿【优秀范文】

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0225篇

【篇一】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022

牢记两个务必加强作风建设党课讲稿


  授课对象:科级以下党员干部
  授课目的:重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确立执政为民的理锇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向时代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授课时间:一小时以下
  授课形式:电视授课
  党员干部同志们:您们好!
  今天,我根据纪检委的安排,利用电视这一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和大家一起上一次党课,这次党课的题目叫《牢记两个务必 坚持执政为民》。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两个务必”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二、胡锦涛同志重提“两个务必”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必须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坚持执政为民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两个务必”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想必大家都知道“两个务必“是什么?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55年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三大战役已经结束,新中国即将诞生,我们党面临着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从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的历史性转折。面对胜利和成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五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曾意味深长地把共产党执政喻为进京“赶考”。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睡眠不足,劝他注意休息,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接茬儿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进京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民主人士张澜先生,吩咐卫士长李银桥找一件好点儿的衣服。李银桥从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未能找出一件不带补丁的,就对毛泽东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都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这之后,我们党对牢记 “两个务必”的问题一直高度重视,总是反复地、经常地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加以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他还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艰苦奋斗。1991年9月,江泽民同志专程去到西柏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作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5年,江泽民同志强调:“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法宝,也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我们党正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过去干革命需要艰苦奋斗,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1997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艰苦奋斗的本色。实现党的崇高理想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广大党员和干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不停步地前进。”2001年11月,他到河北考察工作时,再一次要求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5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已大关,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实践中找到了取得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将引导我们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阔步向前,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二、胡锦涛同志重提“两个务必”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00二年十二月五日,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半个多月,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就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些同志,轻车简从,到西柏坡进行学习考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说:“ 这次,我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来,主要目的是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并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胡锦涛指出, “ 现在,目标已经确定,蓝图已经绘就。要实现宏伟目标,把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需要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这样的时刻,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重温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艰苦奋斗的一系列论述,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重提“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既面临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开拓创新,才能巩固和提高小康水平,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为完成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第二,重提“两个务必”,是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执政兴国的需要。可以说,与毛泽东当年提出“两个务必”时的情况相比,就总体而言,今天的党员干部,没有在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那样严酷的环境中,真切体验过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及其对生死存亡所具有的决定意义。再就是,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不知好过当年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曾告诫过的危险已显著增大,很有一些干部已不懂得在人民面前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严重脱离了群众,已不懂得在工作中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味沉湎于奢华,更甚者直至腐败堕落。这表明,我们的干部队伍是存在弱点的,是有些病患的。
  往近处说,胡锦涛同志重提“两个务必”对我县也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县委副 书记周海黎同志在全县思想作风集中整顿活动动员会上,把我县少数干部思想作风存在的问题,归纳了七性个方面:一是在工作状态上,一些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工作思路不清,不思进取,甘居中游,安于现状,得过且过;
二是在服务大局上,一些单位和部门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意识不强,工作效率不高,凡事从本部门和小团体利益考虑,缺乏全局观念和协作精神,办事环节多,工作推诿扯皮,影响全局工作和政令的畅通;
三是在宗旨观念上,少数干部不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办,对待群众态度粗暴,作风恶劣;
四是在工作作风上,有的干部形式主义严重,热衷于搞表面文章,有的作风浮漂,工作不主动、不深入,放不下架子,不是真抓实干,而是推推动动,拨拨转转;
五是在价值取向上,有的干部对基层和群众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严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六是在生活作风上,少数干部怕吃苦、讲条件,生活上追求享乐、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中午喝酒,下午睡觉,晚上打牌,白天睡觉。图安逸,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
七是在纪律观念上,一些干部团结意识不强,闹分裂,互相告状,一些干部纪律松弛,自由散漫,严重败坏了党员干部的形象。上述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只存在于少数部门和少数干部身上,不能代表主流和整体,但其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与全县上下奋力攻坚的氛围极不协调,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第三,重提“两个务必”的现实意义还在于我们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形势下,“艰苦奋斗过时了”。

胡锦涛同志尖锐地指出:
“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讲艰苦奋斗,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艰苦奋斗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阶段的新的内涵是:自强不息、不怕困难、勤奋工作、节俭简约。这几个方面,综合体现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艰苦奋斗已经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一种现代精神。
  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实现小康,为人民群众、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才是我们艰苦奋斗的真正目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不是为艰苦而艰苦。当年革命前辈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子孙后代能过上幸福生活。我们讲艰苦奋斗,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对此,胡锦涛同志尖锐指出:
“那种认为艰苦奋斗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很有害的。”他并且说:“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总之,“两个务必”之可贵,在于它体现了在形势大好、不断胜利之时一种难得的冷静和清醒,在于它体现了由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历史而凝成的经验和教训。
  我国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目前仍在进行的抗击非典人民战争也充分说明了重提牢记两个务必,坚持执政为民的现实意义。
  2002年11月16日,一种神秘的肺炎在我国的广东省传播开来,300人被感染,5人死亡。这种病就是 “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也叫SARS。到2003年4月11日,全球已有2781人被感染,111人死亡,病死率为4.0%,已扩散到五大洲的19个国家,占全球206个国家的9.2%。 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我们的国家面临严峻考验。新一届中央和国家领导,情系百姓,依靠群众,深入基层,艰苦奋斗,带领全国人民万一心,众志成城同非典病魔作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任,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称赞。这次非典危机让人们看到党和政府是多么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可以说政府对人民生命的关注超超过了对GDP的关注。特别是胡锦涛同志一句“我很揪心”,更是给人送去一股春天般的温暖。与此相对照,也让人们看到在非典袭来之时,张文康以及XX市的某些官员,先考虑经济,考虑本地区,本部门和本人的所谓“面子”,其结果是贻误了战机,做出了违背民心,妨害大局的选择,导致了经济蒙受损失,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有人认为张文康不是最坏的官员,言下之意被免职有些亏。到底亏不亏:中国2002年11月16日发现非典病例,身为卫生部长,在2003年4月初的新闻发布会上,张文康还信誓旦旦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到中国旅游是安全的。”可紧接着,就有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殒命XX。可以说张文康是求荣取辱。为什么会有求荣取辱的事发生,思想方法不对头,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没有顾及大局,只是站在个人、单位、小团体利益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想办法,与自己的目的相左的结果落在自己头上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在击倒一些中国民众的同时,也折射出了部分干部身上拖延懈怠和敷衍塞责的惯性。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亲临一线指挥抗击非典的同时,下决心用猛药医治吏治中的顽疾,大范围处分失职官员。在受到免职、撤职乃至开除公职处理的干部中,有省部级“一把手”、县委书记、县长,还有局长、科长、卫生院院长等等。
  中组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社会各界乃至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为切实转变政府工作作风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
  一位直接办理处分干部的市委书记说:
“与中国政府最近争分夺秒处理北大、清华爆炸案件和做好海军失事潜艇善后工作一样,中国政府严肃处理这些失职干部就是为了在任何灾难袭来的时刻,以及在一切日常工作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这一做法也必将促进中国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意识的增强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三、必须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坚持执政为民
  权力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能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对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具有重大影响。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作为人民服务的手段,还是把它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是衡量权力观是否正确的分水岭。对于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来说,首要的素质就是具有正确的权力观,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即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就必须明确三个认识,处理好三个关系
  ㈠、在权力来源上,要明确认识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正确处理好对领导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
  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首先要正确认识我们手中权力的来源。我们党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显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姓“民”名“公”,只能用来为民谋利,而绝不能用来谋私。这是我们应有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然而,现在却有少数党员干部把“权力之源”开错了,不是甘为公仆,而是想做老爷;
不是用权为人民,而是以权谋私。在这些人看来,只有上级才能决定自己的升迁和前程,所以只须向上级某一个领导、某一个“靠山”负责就行,结果导致以“上”为本,唯“上”是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也就屡禁不绝。
  既然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必须用于造福人民。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从根本上讲就要处理好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关系。一般说来,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二者的关系往往不容易协调。上级机关的决策多是从全局从宏观上着眼的,要做到既对上级负责又对人民负责,最关键的是必 须把上级的批示与本地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当上级的决策与本地的实际条件、与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存在一定差距时 ,就不能不顾客观因素和群众的要求,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和作风,硬性摊派,大搞“吹牛项目”、“强迫工程”。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法也是不会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赞许的。为此,我们应当在结合本地实际贯彻上级决策方面,必须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做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㈡、在权力的性质上,要明确认识到权力就是责任,领导就是服务,正确处理好“主人”与“公仆”的关系
   我们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党员干部在国家各级机关掌握权力,实际上是在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共产党人认为权力就是责任,权力就是奉献,领导就是服务。面对权力,有掌权为奉献和索取两种根本对立的权力价值观。掌权为索取,是剥削阶级的权力价值观。在这种观点看来,权力的价值就在于满足个人和少数人的私欲。共产党人坚持执政为民的权力观,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评价权力的价值,认为领导权就是服务权,只能为人民谋取利益,而决不能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和少数人私利的手段。
  既然权力就是责任,领导就是服务,那么每一个党员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要摆正“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切不可将其颠倒。摆正“公仆”的位置最核心的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关心群众的疾苦、关心群众的具体利益。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在迎来送往中乐此不疲;
不在灯红酒绿中流连忘返;
不在升官发财中煞费苦心;
不在文山会海中虚渡光阴。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
  ㈢、在权力目的上,要明确认识到共产党人执政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处理好政绩与职位的关系
  在权力目的上,共产党人追求的是运用权力为民谋利益。权力目的有进步和腐朽、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鄙之分。为个人和少数人掌权用权,是腐朽、卑鄙和错误的;
为民族、国家和多数人的利益掌权则是进步、高尚和正确的。共产党人执政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产党人执政的近期目的是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连系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连系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我们党最根本的一条政治优势。在人民群众中成长、成熟和发展,始终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所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胡锦涛同志重提“两个务必”,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要十分警惕和防治出现滥用手中权利而脱离群众的现象。世界上一些大党老牌执政党相继丧失执政资格,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这种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引以为鉴。
  既然共产党人执政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官”就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要处理好政绩与职位的关系。一是要明确当官要为人民做事,做事不是为了个人当官。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至于个人升降去留,应坦然地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有“天下第一县衙”之称的内乡县衙有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说的就是做官的道理。人在仕途,不必对得失荣辱看得过重,而须时时想想怎样才能做个对地方、对百姓有用的官。

“这奖那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心碑”,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当领导,最重要的是得到群众的认可和爱戴,这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二是要明确人民的“公仆”所追求的政绩,不是单单做给领导看、只对上级负责的政绩;
不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竭泽而渔、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绩;
不是打着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的旗号,挖空心思为个人营造“形象”、增添“光彩”的政绩。任何“政绩”,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舍此就谈不上什么“政绩”。三是要明确什么“政绩”也不能做为向党纪国法、向人民群众讨价还价、索取“特权”的价码。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一些腐败分子曾经做出过一定的“政绩”,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最终还是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所淘汰。
  综上所述,“两个务必” 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胡锦涛同志重提“两个务必”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体现了在形势大好、不断胜利之时一种难得的冷静和清醒,在于它体现了由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历史而凝成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
  同志们:
  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形势任务与过去大不相同,但“考试”并未结束,“两个务必”仍需牢记在心。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考试主题依然不变,就是坚持党的宗旨。自己是“考生”,人民是“考官”,自己是公仆,人民是主人。评判“考生”、公仆成绩的唯一标准,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让人民满意、拥护、高兴、答应的正确答案和正确方法,就是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坚持执政为民,在新的“赶考”中向时代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讨论题:一、艰苦奋斗的精神过时了吗?
  二、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执政为民?
    谢谢大家!
  ---------李建勋
  

【篇二】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02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民主集中

(党课讲稿)

前 言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话题。

关于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话题,我们首先讲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前奏。人类发展至今,特别是近代以来,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有几个模式。

第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个模式成功了,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这个模式成功背后的原因是,它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为基本的理论依托,尤其突出自由竞争,这样一个模式背后的秘密是这个。

还有一种现代化的成功模式是莱茵模式。莱茵模式主要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为代表,它成功的原因是莱茵模式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公正。莱茵模式也很成规,这都是两种现代化的成功模式。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模式跃然屹立在世界的面前。这种现代化的模式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最为快速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放眼世界看在共产党、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连续40年以7%的速度发展的国家只有英国和新加坡。英国我们没法比较,因为它离我们的时间太远,英国的现代化很早就完成了。那新加坡太小了,都无法与中国相比较,只有中国的现代化是独一的,是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现代化的独特性,甚至可以列为第三种现代化的成功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很多人都在探索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很多人都在探索。那学界也给出了中国现代化的“钥匙”和“密码”,通过研究,海内外很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经济成功的背后有政治原因,探索到政治原因这样一个层面,纷纷地有几种观点出来,纷纷有“国家主导论、“纵向民主论”、“政治集权与经济自由”、“负责任的威权体制”、“有效的一党制”等说法来概括中国制度的特点,来解析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密码。我们都同意,这些观点展现给我们面前的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用这些观点来探索中国现代化成功的政治原因或制度原因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要素和制度。这个制度是被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一个制度,即民主集中制。因为民主集中制在这两部规范性文件中都被规定为中国的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不涉及到这样一个层面,就没有触及到中国现代化成功的最根本的制度因素。再是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谈的制度因素,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观点是,民主集中制才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核心制度,只有抓住这个制度,才能够真正地探索出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密钥是什么。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今天准备从三个方面来探析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沿革,对于我们党和国家而言,民主集中制从哪儿发展的,怎么发展的。第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它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的根本因素所在,根本的制度要素,那它根本在何处,它的制度要素能够散发出哪些优势。第三,我们在未来还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一、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沿革

下面是第一个问题,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沿革。那谈起了民主集中制,就需要明确什么是民主集中制。我们常常谈起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一种制度。那这种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这种制度规定了党的领导,以及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保障。这样一个制度是非常优越的制度,但这个制度是个舶来品,为什么说这个制度是个舶来品?这个制度是随着我们党的组织制度引进来的。党最初源于西方,党本身也是一个舶来品,那附随党这样一个新事物的东西也是一个舶来品。

我们是从哪儿舶来的?1977年7月,邓小平的一段讲话告诉我们这个舶来品是从哪儿来的,中国化的东西是从哪儿的。邓小平在《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的发展,强调对列宁的建党学说要作科学的评价。他指出,在党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不多,列宁有一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正是因为列宁了那么好的一个党,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所建立的党和建立的国家,根本的组织制度和原则都是民主集中制。那我们从列宁那里学到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都是民主集中制,也有这个因素。来看看列宁来回答民主集中制是怎么回事。说列宁之前还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不多”,但讲的不多,不等于没讲,还讲了一些。

(一)民主集中制缘起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同盟的时候,曾经对如何实行民主和集中是做给一些探索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1871年主持修订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对制定精神实质作了一个明确的阐释。他说,它既是民主的,不是集中的,更不是碎片化的,更不是片面化的或碎片化的集中。马克思、恩格斯在1871年制定国际公认协会共同章程的时候还没有明确民主集中的概念,但他强调这样一个组织章程是民主的,不是集中的。他更强调从民主的角度来讲。这个背景不难解释,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已经开始有比较大和深入的发展,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这个时代对马克思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时更强调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组织工人协会,以民主的原则来建立章程,强调不是集中的,是通过一种国际工人的联合体、共同体,通过一种民主的方式来组织的。

那马克思是不是就没有谈到集中?其实是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他的文集中也谈到,集中权威和纪律,对于阶级对立情况下的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能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目标至关重要。其意为,在那个时代,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发展,但它还有很多不完善、不确定的地方,甚至还有很多落后、反动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来实现自己的民主目标的时候还需要无产阶级把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运用权威、集中和纪律来打造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队伍来实现自己的民主目标,其实谈到了集中的问题,在组织无产阶级队伍的时候谈到了集中的问题,但它更多强调的是民主的方面。

那我们反过来,到了俄国,俄国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当时的西方列强中最为落后的一个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很落后,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也非常滞后,谈不上先进的民主制度建立,个人自由也无从谈起。所以列宁在这个时候根据俄国的形势、发展以及社会民主党,就刚刚建党的斗争的实际,当时党内存在很多的派别,如经济派、反火星派等,这些派别使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不团结,又加之俄国革命的形势非常严峻,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发达,那工人阶级通过选举的方式是很难取得国家政权的,此路基本不通,这是在1905年之前。那怎么办?列宁怎么样去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目标?就必须通过一种更加强调纪律和权威的这样一种制度来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是作为建党的基础。

所以列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提出了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它并不是民主集中制,和马克思所讲的民主制更是相去甚远,它是根据俄国的国家实际和政党组织实际提出了集中制这样一个概念。既是集中思想和集中组织和管理两个方面,他有一段话来进一步阐述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的思想,他讲了,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远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他同时也强调,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陷阱到处进行追捕的情况下,党组织广泛的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思想,而且有害的儿戏。在俄国实际的情况下,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建党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个时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都是在一种秘密的状态下,如果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选取领导人,那必然要通过民主的竞选演说等一系列的民主流程,那这样一来,党的领导人其实已经暴露出了沙皇的政治政权,党的领导是无法生存的,那党也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列宁讲还是一种毫无意思还是有害的儿戏。当然了,列宁提出这样一个建党的思想,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也遭到了第二国际的一些著名领导人的反对。在整个俄国和西方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差异,在西方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得比较快,水平比较高,资产阶级民主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所以相对西方的工人领导人,他根据本国的国情提出来对列宁的集中建党的思想的不同看法,这也很正常,因为国家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个人的认识水平也不一样。

当时在1904年的时候,卢森堡就对列宁的集中制建党的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是一个来自第二国际的批评意见,那同时在俄国革命的形势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1904年,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以后,沙皇俄国也进行了改变,进行了改革之后。

特别是1905年1月,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按照民主制的原则来产生了苏维埃的组织来领导政治罢工等这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特别革命运动以后进入了斯特里特和平时期,沙皇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那资产阶级民主的这样一个大门也打开了。

那这样一来,列宁根据俄国革命新的实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拟定策略时就提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针对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具体实际,在党内也提出了一个,原来提出集中制,现在提出了一个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其实是根据了俄国的实际(提出的)。

同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党的组织章程的重要条款给写进来了,这个条款是这么说的,它说:党的一切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从1906年四次代表大会以后,联共部章程一直保留这样一个条文,党的一切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就已经在俄国党内部扎下根来,作为俄国党一切组织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保留下来了。

1906年,俄国党建立起来以后,经过十多年发展,1917年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后来又建立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建立起来之后,那通过第三国际向世界输出革命,即世界革命时期,在输出革命的过程中,那就顺带将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也一并地输出来。这时候我们党的建立正好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接受了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思想。那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思想是随着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和条件附带着传入到中国来的。

再详细地介绍一下。列宁在1902年7月起草加入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强调: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的人人,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那这样一个要求和规定,随着共产国际的思想和共产国际对外输出革命,那逐渐输入到中国。

(二)民主集中制在中国

但输入到中国之后,一开始民主集中制并不叫民主集中制,一开始的概念很混乱,刚开始的中文译文是“民主主义集权制”,还有“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还有“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称之为中央集权制。

1922 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布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但这时并不是这样翻译的,因为在此之后,当时翻译的还是中央集权的党。

在923年5月10日,在施存统发表的文章中才首次提到了“民主的集中制”这样一个中文版的概念。924年1月,刘仁静发表的文章中,首次以民主集中制来描叙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是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组织原则第一次的连接,或第一次描述党的组织原则。直到1927年,在此之后,我们党才把以前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翻译逐渐统一到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概念上。直到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的决议案》中规定:我们党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才是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载入章程,并一直地保留下来。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源起,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进来的。

前述了政党层面,那从政权层面。一开始就讲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那前述的是党的组织原则,因为写入章程,那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讲要加入国家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在1940年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的组织原则,这在1940年就提出来了。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新中国建立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政权建设中得以确立。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第十五条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政权层面都实行民主集中制。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1982年通过历经四次修正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此,民主集中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

那从概念层面来讲,虽然民主集中制引入进来了,那如何去理解民主集中制?其实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复合概念,如何去理解这一概念?也是经过一个发展的历程。在1937年的时候,毛泽东阐述道,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其实民主和集中是分开的,分开之后通过某种方式连在一起,这是毛泽东在那时候的理解。

在中共七大在制定党章时作出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什么,这个概念是什么?它讲了,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种概念的联合,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注意“领导”这个词,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它不是其他的概念,是领导下的民主。民主这个概念,如何去实行?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建国以后,八大党章在七大的基础上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没有变,但变的是哪个词,民主集中制概念的内涵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不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把“领导”改成了“指导”,强调了民主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1979 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很明确。那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又加了“相结合”三个字。在八大的基础上又加了三个字。

基于此,1992 年十四大党章将民主集中制表述为这样,固定下来了,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便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这就形成了20个字的完整定义,“20”字的定义中,科学地包含了民主集中制的四个关键要素,即“民主”、“集中”、“指导”和“相结合”,这四大要素,它们体现在从民主到集中、从集中到民主的两大基本过程之中。是民主和集中所有的优势结合在一块,融合在一起的,形成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民主集中制根本上是一种民主制,它不是集中制。这是民主集中制是历史沿革,我们从政党层面、国家层面和概念层面的三个层面来对它进行一种解读。

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

那第二个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我们讲这个概念引进来了,在国家层面和政党层面都引进来了,它具体有什么优势?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我们先看一看我们的领导人对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是如何描述的。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局面,现在是既有个人自由,又有统一意志;
既有人心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纪律约束,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形成这样一种既有创造力又有凝聚力,既有效率又能够有活力的这样一个制度局面。这是毛泽东讲的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邓小平讲,民主集中制是最合理的制度,评价非常高。最便利的制度,永远不能丢。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能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有利于实现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领导与群众、民主与法制、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的正确结合。邓小平讲得更为全面,各个方面都提到了。对于我们今天的讲课来讲,我们在讲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解释民主集中制有哪些优势。

(一)广泛的民主性

第一个优势,民主集中制本质上是民主制,它能够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制度优势是它能带来广泛的民主性,这是它的制度优势。广泛的民主性是指在民主和集中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民主是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是更本质的东西。甚至因为没有广泛且充分的民主,就难以形成正确的集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形成一个决策,那这个决策是否是正确的,怎么样判断?就看它的整个决策的形成过程,是从集中到集中,还是从民主集中。它也是一个群众路线的过程。从民主到集中,这个决策是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通过大家提议、决定,最后形成一个共识,基于这个共识做决策的,这样才是一个正确且合理的,能够得到大家认同的,执行起来也更加高效的一个正确的决策,否则,如果从集中到集中,就面临着这个决策不一定具有广泛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同时,执行起来又不一定具有可行性,因为从集中到集中,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中,在执行过程中没有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而且也会增加很多的执行成本。

那民主集中制,如果从民主到集中这样一个过程,民主集中制首要的优势是广泛的民主性,这种民主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是根本的组织制度,它在很多具体的方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

在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给我们带来的民主性是我们党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何它是我们党的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很简单的例子,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建立了“三三制”的政权,“三三制”的政权是一个民主的范本,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个民主的范本,我们在延安实行比较广泛的民主,虽然这个民主的物质条件比较低下,我们没有选票,没有纸质的投,那就通过撒豆、丢豆的方式,一个碗里丢几颗豆作为选票来选举人民代表,来选举人民的引路人,来选举官员。那这样一种民主形式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延安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吸引那么多的青年前往延安,很多都是大城市的青年,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这种民主的力量和昭示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激励。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广泛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为何会拥护?有一个方面,因为党和军队给了人民意义,在根据地领导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让人民群众有了自己的土地,反过来,人民群众参军之前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和果实,那这是其中一个方面,这是一个硬件方面,它广泛地支持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那软的方面是我们在根据地实行了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的这样一个原则具体实行的方面是民主性,因为我们的根据地的政府的领导人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农会的主席是选出来的,选出来的,那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这个政权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那这个政权所要做的事情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民群众支持根据地政权所做出来的支援前线的号召,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是政治民主。

在根据地时期,我们还实行经济民主,“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一个经济民主的过程,把土地按一个标准,平均分给老百姓,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根据地,在解放区的一些工厂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改变原来的剥削的劳动生产关系,也是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还包括经济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的体现,这种制度还差点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治选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向何处去的这样一个历史选择。那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有几种力量都在做自己的历史选择,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还有各个民主党派,当时国共在僵持的时候,民主党派提出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对我们党在中国也实行经济民主的参考。

当时民主党派在选取中国未来向何处走的时候,选择了一条非常具有国际主义,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条道路。民主党派经过考察发现,1945年之后,当时的世界主要强国刚刚打败了法西斯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中国未来往何处去?其实就要借鉴这两个最强大国家的优势的制度,那如何借鉴?经过考察发现,美国在政治上比较民主,它除了在1945年代,除了黑人之外,那时候妇女已经有了选举权,除了黑人之外基本能够实现“一人一票”,但美国在经济上不民主,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大。反过来看另外一个强国苏联,苏联反过来,苏联在政治上比较不民主,因为在1945年的斯大林时期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不太民主的,这是从表面上看。那经济上反而还民主,因为苏联的微观经济能够做到按劳分配,甚至在一些地方分配的指标能达到按需的程度,虽然民主党派经过考察之后认为苏联的经济民主比较发达,这个经济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因为我们引入了民主集中制,这个民主集中制在我们根据地也有所体现。那最后通过结合找到了走出一条第三条道路,即结合美国的政治民主和苏联的经济民主走出一条未来的中国的民主道路,即未来新中国的道路。当然,这个道路虽然选择失败了,但在道路选择的过程当中,所参照的经济民主是当时所有的一种经济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这是经济民主。

【篇三】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02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

(党课讲稿)

前 言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关于作风建设的问题,那这一讲讲的是“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是极端重要的理论武器,极端重要的作风路线,为何这样说?实事求是这个话说了大家都懂,但为什么单单只有共产党这样,绝非如此,任何一个政党要是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它肯定能够永远地执政下去,因为不是任何一个民族,不是任何一个文明,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真正参透实事求是的意味。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文明都是在宗教思想的引领之下形成的,那宗教思想来自于实践,但它的追求未必真的符合现实生活,所以,要在人的生活领域的所有方面、所有的环节都做到实事求是,这实在是不太容易,其实对于个人而言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认同的原则,可自己人推的理想和原则未必也符合情况,不然的话人生怎么会经常遭遇挫折呢。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党更是如此了,我们讲实事求是,必须得先领会实事求是的含义,它有哪几个层次。

一、“实事求是”要求党员干部会学习、善于学习

首先,实事求是要求党员干部会学习、善于学习,那为什么要从学习的角度谈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首要体现的是一种学习态度,其次,它体现的是一种实践态度,当然,这是我们做到实事求是的步骤,从另外一个层次上来说,实践是根本性的,我们是为了能够有实事求是的实践,才有了实事求是的学习,但对于一个人能否做到实事求是来说的话,先得实事求是的学习,才有实事求是的实践。

实事求是为何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作风建设当中的一个追求?它直接的引导是来自于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实事求是,努力工作”,这是1941年冬,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当时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彭真,曾向毛泽东请示,为中央党校要题一个校训,毛泽东说应该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所以很多人回忆到,毛泽东是1943年11月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的,根据是1943年11月7日,中央党校大礼堂竣工前有人提议要在大礼堂正门上挂一个校训题词,于是就有人请中宣部的范文澜,说:“范老先生写几个字吧。”结果范老先生写了几个字,自己感到不满意。于是他就提出索性找毛主席来说,毛主席同意了,就写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其实毛泽东在1941年就有了这样一个题词,当时他不是在中央党校大门口提的,这是他在报纸上提的一番字,其实“实事求是”这个字最早应追溯到1941年。这是一个典故。

但实事求是,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提这四个字?其实是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功底,毛主席非常厉害,他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修养极深,国学功底极深,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最早这四个字是来自于班固的《汉书》,班固说当时的河间王刘德这个人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唐代的颜师古对《汉书》进行评注的时候,他对这句话的注解是“务得事务,每求真是”,对所有的事情,刘德这个人都要求其本源,这个态度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易事事都做到的,实事求是其实是一则古训。

这则古训的意韵更加地深远,实事求是在人的作风上就体现为要杜绝待人接物中的偏执,尽管孔子、老子,儒家经典学说当中最早是没有“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但它已经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例如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就提出,“子绝四”,有四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他讲的是,“毋意,毋必,毋古,毋我”,其意是不要太固执,在待人接物当中不能太固执己见,有时候太固执己见,就会偏离事情的真相了。

那汉代的郑玄对这句话有这么一个评价,叫“以道为度,唯道是从”,要以客观规律为自己的尺度,讲的是实事求是。到了南宋,朱熹也有一番自己的阐述,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真要做到没有偏执,什么事情就要放松心态,站在一个中间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你不知道变化的话,那就是偏执了。讲得也很好,我们有时候自己想法未必是对的,别人的想法也未必是对的,我们走一个中庸之道的态度,有时候中庸之道并不是和稀泥,很多人对中庸的理解不对,中庸其实是让我们跳出来观察问题,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人的一个智慧。

古代人还提出了一个原则是在阅读过去人的文献的时候,要站在过去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要站到今天的角度思考问题,更不能想当然,这样的话才能理解这些文献的含义,这是要在学习当中做到实事求是。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话讲得非常地精彩,你要谈到一个古人的思想,你可以读他的诗和书,但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他这个人活在怎样的世上,你真能读得进去吗?就像我们今天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当时那个时代的时代环境,我们能够明白他要讲什么吗?所以他说,一定要知道古人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才能跟古人交朋友,这个话真的讲得非常生动。似乎很好理解,但其实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出现了太多的教条主义,原因就在于不懂得如何跟经典作家交朋友,不知道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理论的理解都出现了偏差。在学习当中不懂得实事求是,在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自然就会产生偏执,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党校学习,很多领导干部自己的心中都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许多也是从书上读到的,但如果他们不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去运用这些想法,就会形成偏执,就会抱怨自己的实践环境,但其实不是环境错了,是他没有理解环境,这是中国人也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

下面我们回到班固的《汉书》里的这段记载,它记载的是河间献王德(刘德),它是这样讲述这个过程的,河间献王德,刘德这个人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个人从民间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善书(原本书),不是后面人抄录的书,当时也没有印刷术,也没有今天的版权,书都是抄写的,抄写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误,他从民间得到了很多书的原本,所以这个人非常地重真。他就把这些原本当中的真本都保存下来了,他为了能得到真本,他加金帛赐以招之,谁能给我这些原本,我就给他金钱,就赐他玉帛,非常地大方,所以四方道术之至人(做学问的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者。祖宗上留下来的旧书都献给流了了,所以他得到的书非常多。与汉朝等,与朝廷的藏书都可以等量齐观,而且他还特别批评的一个人淮南王刘安,刘安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的能下有许许多多的学士为他专门撰写了一部书是《淮南子》(亦称《鸿烈》),这部巨著是由我们研究汉代思想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但班固却认为刘安这个人也很好书,但他招的人率多浮辩,大多的人给他的不是真本,而是浮于浅层次的表象的,喜欢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当然班固认为光在浅层次上讨论理论问题,显然是实事求是,这个批评对我们来说也非常地有教义,大家经常也会争论一些理论问题,但争论的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你看的这些文献有没有考证和考据过,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刘安的做法也有其意义,但从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来说,刘安确实不如刘德,班固就讲刘德所得的书都是先秦旧书,那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古代的书籍非常难以保存,孔子说在他的那个时代能看到夏朝的书非常难得,书籍很难保存,经常有战乱和大火,但刘德得到的书,这些书许许多多的都是先秦的孤本。

所以,班固就认为刘德这个人的做法叫“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面还提到了刘德这个人非常重视学术,经常与一些儒生在一块讨论问题,其实是基于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扎实。共产党人是讲究学习的,学风是作风的前提。如果你没有好的学风,我们很难谈得上有好的作风。刘德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学风过硬,所以他在作风上也能得到大家的喜爱。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清代的乾嘉学派,晚清的乾嘉学派是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的古训发展到极致的,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什么叫实事?实事即是问题所要解释的对象,我特别要强调两个字“解释”,“解释”二字是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之间的一个差别,马克思曾说过,过去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但哲学的任务是要改造世界。中国古代人的实事求是主要是解释对象,而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是要解决问题,但没有在解释对象上秉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就不相信在解决问题上也能实事求是。乾嘉学派的思想里认为实事是解释问题的对象,求是问题的解释方法,是是问题的解释目标,这概括得非常精妙。乾嘉学派具体的学术思想在这里就不作阐释了,我们所要谈的是他们的思想态度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教义。

这个我们从乾嘉学派的大师戴震当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戴震难师》,以前叫《戴震问师》,通过他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领会一下。这一段话讲的是《戴震难师》的故事,戴震10岁那年才能说话,这有夸张之言,它说:“盖蕴蓄者久矣。”这个人一直都很聪明,智慧藏在肚子里面太久了,把他身体的某些机能给压制住了,所以导致他10岁才能说话,他说话之后,“就傅读书”,就跟着师傅读书,“过目成诵”看完之后就能朗诵,“日数千言不肯休”,他一天能说那么多的话,或能朗诵那么多的东西,有一次老师在教授朱熹的《大学章句》的这本书当中,教授到“右经一章”,于是他就问老师说:“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孔子的这句话,他怎么可以知道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把这句话表述出来的?于是老师就问了,“这个你不能质疑,这是朱熹所说的。”在明清时候朱熹可是大圣人,那可是仅次于孔孟的圣人,明清时期所有老学者读的孔孟的四书五经的话全是朱熹注的,朱熹的话怎能质疑,这是朱熹说的,不能怀疑。那戴震就请教老师说:“朱熹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朱熹是宋朝人。”“那孔子、曾子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说:“是周朝人。”戴震又问:“周朝和宋朝隔了多少年?”老师说:“隔了2000年”,那戴震就问说,“你老师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朱熹怎么就知道2000年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这下子老师被问得没话可说了,就说:“哎呀,这可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孩。”这句话是著名的《戴震难师》的故事,讲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朱熹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那权威说的就一定正确吗?权威的解释就一定正确吗?所以,整个乾嘉学派是要返璞归真,回到孔孟的经典当中去解释问题的本源到底是什么。所以,朱熹这段难师的故事现在已经收入了中学的语文课本,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从孩子启蒙时代就要学会一种刨根究底、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还是那句话,学习上实事求是,工作上才会实事求是。这是朱熹的故事,它讲究的是传统的中国人在学习上讲究的实事求是。

那一提学习我们就想到了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是近代以来我们遭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历史,但反过来我们也要想,其实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努力学习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如我们在器物上学习西方,“洋务运动”,我们学习西方开设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在器物上学习西方。我们为了学习西方,还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术。但器物上学习西方,其成果后来被证明很大,但不是根本性的,甲午海战一败便知道了不能光在器物上学习西方了。

在很早的时候,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并不局限于器物,我们也学西方的一些科学,左下部分的照片是在中国最早的大学里,这些留着长辫子的学生都在学习西方的数学,严复很早就开始翻译西方的一些哲学著作,当然严复比较晚,严复的影响力都在甲午之后。

后来又发现光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思想也没有用,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所以在甲午之后,中国思想界就分裂出了改良派和维新派以及后来的革命派。改良维新派设计了一套君主立宪的制度蓝本,主要是学习英国,更主要的是学习日本,英国是虚君立宪,日本是实君立宪,这两种方案在当时都被抛了出来,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甚至清王朝还出国到英国考察他们的制度结构,和我们今天期盼的西方人的宪政模式,当时我们还派人出去考察。维新派经历了“百日维新”,后来失败了,但它已经证明了在制度上一味地学习西方、照搬西方是不太科学的,但似乎制度上的照搬并没有因维新派的失败而终结。

清王朝自己也试图进行了改良,后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证明在实践当中遭遇了挫折,议会成员大部分是皇族内阁,所以导致了人们极度的不满,到最后索性就革命了,但革命最后所确立的制度模型也是来自于西方的,所以无论是通过“戊戌变法”、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后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所有的学习都是在一味地照搬照抄,中间其实中国因素并不多,所以,这样的学习很显然是失败的,我们中国人强调以古为鉴,近代人强调以西为鉴,无论是以古为鉴,还是以西为鉴,不搞清楚古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情况,都做不到实事求是。所以,中国古代的智慧讲得还是对的,只有搞清楚古人和西人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我们才能谈得上与他们交朋友,我们才能谈得上正确地学习他们,这是实事求是的本源。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很多的学习都因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而失败了。

那共产党人的学习又如何?共产党人最早的学习其实也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如果近代以来所有的挫折来自于全盘西化,共产党人最早的失败就来自于全盘的俄化,那共产党人为什么后来能走向胜利?就在于这样的学习真正摆脱了全盘俄化思想的束缚,我们懂得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二、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实践”

所以第二部分是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实践,如果中国人传统的实事求是是在于要正确地解释问题,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正确地解决问题,要想正确地解决问题,必须将学习与实践相统一。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直到今天对我们党还有深远的意义,所有的党员干部最好要读读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棒,这篇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是批评当时党内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学习的态度是怎么的,毛泽东主席说,他们都是抽象的,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说,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哪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我们学理论是为了解决问题,绝大部分人就抱着理论经典不放,这是一个不好的学风。在不好的学风基础之下,可想而知他们的作风怎样,唯经典是从,唯命是从,独断专行,毛泽东主席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其实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曾提出,其实在思想上的这种独断专行、主观主义和在行动上的脱离群众完全是一个逻辑,到手的这些教条不放,那就不会跟群众打成一片,你只会觉得,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想法不符合经典呢?还别小看,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官员也有这样的想法,总觉得群众很愚昧、很落后,尤其我们在党校培训的时候也碰到一些领导干部,他有时也在抱怨,老百姓不懂我们的政策,不是老百姓不懂你的政策,是你抱着你的那套政策的合理性不放,不跟老百姓沟通,不到实践当中检验,当你固步自封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老百姓跟你格格不入,但这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为了单纯的学理论而学理论,为了单纯的贯彻政策而贯彻政策,很多学者的态度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有的时候瞧不起老百姓,认为自己的那一套才是对的,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都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的原因是你是从理论到理论,没有通过实践的方式来理论传输出去,不是说学理论不对,而是要在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将理论升格,所以毛主席的话到今天也还是有很深刻的意义。学风不正,作风一定不正。

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要在实践当中获取真理性的认识,这一点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著名的著作《神圣家族》里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有一句精彩的话,“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宣传思想是对的,但不能跟人类社会的切身利益脱节。这句话讲得非常精彩,像《神圣家族》这样的著作也写得非常通俗浅白,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这种经典著作真的得读,党校现在开经典著作课程,这做得非常好。

毛泽东主席就把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划分为“三部曲”。第一步,发现问题;
第二步,认识问题;
第三步,解决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这个认识问题就是这“三部曲”,但毛泽东没有说单纯的认识就是认识了,你只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才能验证你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当你认识到的时候先拿到实践当中试一试,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验证认识是否正确,所以认识问题是获取真理的第二环节,不是最终环节。而主席又将这“三部曲”抽象为三个概念,发现问题是获取感性认识,认识问题是理性认识,解决问题是实践。而感性认识也伴随着实践,感性认识是在实践当中收集感性素材而形成的,把这些素材拿到大脑当中去加工形成理性认识,再把认识放到实践当中去检验又获得了新的感性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了知名当世、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实事求是,就跟古代人讲的不一样的,古代人是从学习的角度上而言,我们要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说,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说,实事是以客观国情和政策预案实现准确系统全面的把握为基础。这句话是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说的,胡鞍钢教授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所以话也讲得比较理工科,他讲的还是挺对的。以决策系统输入充分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要把握国情,要做政策的预案,我们要为做政策的决策提供一套知识和经验。求是的意思是决策应当善于学习和实践,善于知识和经验,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国情和政策预案做出准确系统全面的评估和判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这讲的就更细了,我们怎么样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要有准确系统的判断、评估和科学的分析,这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做到踏实的实事求是,我们才能可谓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把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给割裂开来了,科学决策必须包含着民主决策,因为科学的一些评估、方法、判断一定要以民意为基础,老百姓对这项政策的认同度怎么样,没有民主决策的环节,这些评估和判断往往就要打折扣。所以实事求是既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那我们如何做到实事求是?毛主席给我们提供了“三大法宝”。第一个法宝,有的放矢。无论在学习还是在实践当中,问题导向要清楚,不能张冠李戴,有的时候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按下了葫芦起了瓢也不行,所以要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抓主要矛盾,我们在日常的具体工作当中,面临的问题是错综复杂,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元化的一种结构,那关键是干吗?从多元化的结构当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只抓一点,不计其余,要抓就抓主要矛盾,就是抓一团乱麻当中关键的死结,把这个结解开了,其他问题很多也都迎刃而解,这是有的放矢。这是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客观地分析问题,自然不能客观地解决问题。

第二个法宝,下马观花。他在年轻的时候说过一段话,这段话也讲得很精彩,他说:“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要是走马观花,天天在看花,其实跟没看一样。所以他后来在解放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是《工作方法六十条》当中他专门指出要下马观花。看花就得停下来,仔仔细细地去端详。这一点对调查研究是很有启发的,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现在习总书记也倡导干部要调查研究。

但在实践当中调查研究就成了走马观花,调查研究研究一种仪式化的表现形式,领导走哪里看一看,发几句感慨就结束了,这不能叫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要深入群众,听取问题,获得感性素材的,可在很多地方很多领导那里,调查研究成了领导示范自己的权威,传输自己的精神意志的一种表现了,这就违反了调查研究的实质,调查研究是下马观花,结果变成了走马观花,而且调查研究中还隐藏了很多问题。下级干部看到上级领导来了,很想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可是又不敢说,因为害怕,万一把问题讲得太严重了,怕上级领导不高兴,最终只能报喜不报忧。

我曾听过党校学员说过这么一段故事,可能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例子,讲的也很简单。有一次一个县委书记在党校培训的时候跟上级的一个副市长在培训的时候,跟上面一个省里面的干部在一块儿做交流,党校经常会有一些学员之间的双向交流、学员论坛等,很丰富,所以领导干部有机会来党校培训的话可以积极参加这样的活动。在交流过程当中他就讲到了当时他们市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当地的副省长还是副书记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就跟他们说:“我到你们那里视察了三回了,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这些问题。”下面这位市里面的领导就觉得这有苦说不出,视察的时候不敢这样讲,这是在党校,我们作为同学之间,我终于把这个话讲出来了,所以就说明有的时候不是下面的干部不想说真话,而是当时的环境没有办法说真话,下马观花变成了走马观花。

第三个法宝,“红”、“专”并进。我们今天一听“红”、“专”并进,脑子打了印象,是不是“文革”那一套语言?其实不是。“红”、“专”并进非常有道理,它讲的是党员先进的思想理论、道德信念一定要跟自身的技术专长结合在一起。我们共产党刚打下江山的时候,那时候党内的干部思想、理论、道德信念都是很过硬的,但那时候大部分是军事时期的军事家、革命家,不太懂怎么建设一个国家,所以毛主席就提出:“要把有专业技能的人吸纳到党内。”把这些知识分子吸纳到党内,让他们接受党的理想信念,这是“红”、“专”并进。同时还要把党内这些优势的干部培养出一批在专业技术能力方面非常过硬的人。所以,“红”、“专”并进是要求干部既要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又要具备治国理政的专业技能。

可是我们也必须认真清楚地看到一个现实,改革开放以后,“红”、“专”并进的问题被倒转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随着我们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党内现在是有一大批具有专业能力的治国理政的干部,套用西方的术语,我们称这批干部为“技术官僚”。党内现在不缺技术官僚,而且有很多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干的是有声有色,我就认识一个干部是某一个省的政协副书记,省部级领导,他非常有能力,他在他们省执政了5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就能够把这个城市的经济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人是我们党内目前好干部能干事的典型代表,技术干部,但我在跟他交流过程当中,他也是觉得自己过去学理工科出身的,他是一个学自动化出身的领导,他认为自己在党史方面和基本理论方面确实有所欠缺,后来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也指出,国内不能都是像他这样的干部,我这样的干部能干事固然好,可是能在一个市里面干好,不代表能够在一个省里面干好,他当了政协副主席之后就发现,对于大政方向的把握,这一方面的能力不是靠能够扭转经济局势,能够处理好经济和环境的关系,能够在这些问题做好就能够在大的政治方略上做好的,这是两码事,具有杰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的干部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我们在建国初期,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优秀的政治家,而现在大部分干部是优秀专业技术能人,专业技术能人如果失去了政治素养的话就会出问题。

举一个商务部的例子,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出事被抓了好几个青年干部,这些人都是具有过硬的技术能力的,那我们现在反腐过程当中打下来很多干部都是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没有任何的问题,把一个市能够扭转好,能够把一个县治理好,但他有很严重的腐败问题,思想道德、理想信念不够,这还是小事,如果这样的人没有大的政治眼光的话,那他眼下的这些成就很可能会对这个城市、省、县及未来的发展会起到负面影响。

所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他是一名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他在《改革及其敌人》这本书当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这段话讲的是,“技术官僚制度是中国过去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也隐含着中国政治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够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当年搞过很多运动,其中有一个运动是“除四害”运动,我们把苍蝇、老鼠、麻雀、蟑螂都当成敌人来对待,发动群众“除四害”,这是很小的技术问题,也被意识形态了。

“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经常是这样做的,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得靠政治方法和政治大动作来解决,必须要由政治家,这是“红”、“专”并进。邓小平最早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他提出干部的“四化”,第一是革命化,革命化是指干部要有政治素养,只不过用了当时的语言叫革命化,把它翻译成今天的话语是干部的政治化,有了政治化才谈得上年轻化、专业化。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提供的三大法宝,怎么做到实事求是,作风上先有的放矢,要下马观花,要“红”、“专”并进,这是对干部的素质要求,同时也是作风的体现,要没有调查研究的态度,别人看起来这个人作风就是不怎么样的。

那毛主席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如下这段话的解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

三、把握大的方向,积极调整应对

那在实事求是的实践问题上,我们还要讲第三个问题,要把握大的方向,积极地调整应对。事物的发展既然是螺旋式上升的,它就有高有低有起伏,但不要被眼前的起伏迷惑了头脑,看似是起伏,大方向是往前进的,有时候我们的政策会有所调整,但这种调整一定要把握大方向,实事求是要是脱离了大方向也就不能谈实事求是了,很多领导干部将实事求是理解成头痛医痛,脚痛医脚,这是不对的。实事求是不仅要看当前的环境怎么样,更要把握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只看当前的环境,你的政策就变得游移不定,那就没有政治家的头脑,只是一个救火队员了。

我们在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挫折,但我们也经历很多挑战,但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上制定的政策后来出问题了,邓小平就提出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后来到“文革”的时候又出问题了,1975年邓小平又出来又进行了整顿的过程,很多人认为这次整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前奏。现在很多人一提毛主席的探索就说犯了很多的错误,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调整,“大跃进”以后就有了邓小平的八字方针,其实“文革”到了1973年以后我们就开始采取了很多调整措施。共产党不是说我们犯了错误,等错误堆积如山了再解决,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党的历史上的错误一直都会有及时的调整,所以这个调整是把握住大的方向,随时随地地纠偏。

如我们今天的政策也面临许多的挑战,如高房价的问题、农民的土地流转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现在引起了许许多多的争论,但争论是好事,争论得越多,说明我们越接近于民情,争论得越多,说明我们的调整越是走了群众的路线,不要因为被现在的争论被吓坏了,有了争论恰恰意味着我们调整的空间大了,我们调整的方案更加切合实际了,事物是螺旋式上升的,不要被一时一地的挫败所打倒,有了争论,只要敞开话题,大家坐在一块儿进行讨论,总能够讨论出合适的方案。

四、广纳善言,充实提高

所以,我们下面一个要说的问题是讲实事求是除了要尊重实践,除了要积极调整之外,还有一个是要广纳善言,充实提高。广纳善言是要开展协商民主,用十八大的文件当中的一句话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要协商和讨论,有问题好商量,坐在一块儿商量,多沟通,反复沟通,广纳善言,充实提高。只有通过广纳善言的渠道,才能把群众的意见综合起来,才能把实践当中遇到的经验和困难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对实践的科学的领会。

其实我们的协商制度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有些国有企业的工会发挥的作用是不错的,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之间可以坐下来讨论,有的地方有很好的民主协商一直制度,如温岭的恳谈制度,

还有单位也会有专门的协商办公室,如公安局这样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做得相当好的,再如我们在2006年开始的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收集民意的过程,除了协商,收集民意也很重要,我们经历了几番几轮收集民意的过程,最终达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医疗改革方案,尽管这个方案在推行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这种决策制度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科学有效的,这种通过几轮不停地收集老百姓、专家学者及利益相关部门的意见,这种决策方案好在于让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够说话,举一个例子,就在2006年这次医疗改革的过程当中,利益相关方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是制药商,当时美国的制药商在最早中央提出来征集意见的过程当中它没有说话,因为它不知道中央的改革会往哪个方面调整,所以它就不好说话,因为作为制药方,它是既得利益者,可是后来当它看到了改革方案的草案以后,它坐不住了,就站出来说话了,后来它的许多的意见有其合理性,还是被接受了,还是这个药商的代表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是在美国的话,我可以轻松地说服美国的议员,最后的这个方案跟我的理解大差不差,可是在你们中国,我没有办法轻松地游说你们的执政者。”他的话讲的很有道理,美国人的那套制度只是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它是被大型的利益集团所控制的。而在中国,也许在形式上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所有的政策都体现得那么一人一票,但在它的实质上却能够更好地广纳民意,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要打造这样的制度,而对于一名干部而言,干部的决策作风也得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这样执政才有更多的合法性,才能够赢得更大的民意支持。

所以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根本体现在作风上是要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这个概念,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因为调查研究的方式越来越具体化和科学化了,我们在重大决策的过程当中,征求老百姓的意见这本身也是调查研究,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把利益相关方请进中南海坐着谈,这也是调查研究,但对于普通党员和干部来说,调查研究还是需要有一些很朴素的方法,其实传统的方法今天看起来也是很管用的,我们走乡串户,跟老百姓坐在一起谈心,这种朴实的方法并未过时,把朴实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这样就做得更到位。

所以习总书记提出:“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经常走出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最后这几个字至关重要,“了解群众”,了解群众的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说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当然,但还有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群众的创造精神,要了解群众有怎样的实践经验。下一堂讲群众工作的时候会专门讲这个问题,我们对群众工作现在认识得太片面了,以为群众工作就是了解群众的利益,满足群众的利益就得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群众工作最高的境界是把群众的创造性和他积累的经验给吸纳到决策者的身边。习总书记这句话点得非常精准。所以他提出调查研究要多深入实际、多深入基层、多深入群众。

五、调查研究,落实作风

那调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悠久的传统,而集大成者莫非于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能在党内那么有威信,跟他实实在在地做调查研究密不可分,他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中期都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著作,如1925年湖南韶山的一个调查研究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7年在湘潭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都是很著名的文章了。1927年10月在江西永新和宁冈有《永新调查》及《宁冈调查》,《宁冈调查》后来遗失了,这很可惜,1930年在江西寻乌的《寻乌调查》,还有著名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

现在还有很多油画保留的是毛泽东主席当年跟农民运动的领袖们坐在一块的调查研究。如1935年的《寻乌调查》,他自己都说了,这是在1961年的讲话当中说了,说:“这个调查我都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和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他那里全部情况都跟我讲了。”调查研究首先得让老百姓有话讲,如果像今天的很多领导干部一样,走到地方,把调查研究变成了视察和自己的讲话,谁还会有话跟你讲。你从听众变成了把别人当成听众了,这就把调查研究搞变味了。毛主席这一次的《寻乌调查》相当地全面,写了8万多字。所以他自己都说过,调查研究要定好纲目,要找好典型,关键是要让对方说真话。怎么样才能让对方说真话?要跟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做侦探就会让人家很讨厌了。

可是后来党的建设出现了极大的挫折,如我们搞了人民公社运动,那在人民公社运动当中就出现了很多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如“浮夸风”,学过中国历史课本的人都知道,有“浮夸风”、“共产风”、大炼钢铁这些事情,都是脱离于实践的,我们超英赶美。那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本人在调查研究上也多有疏忽,如1958年8月的时候,毛主席在视察徐水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他当时问当地的领导李江生:“今年麦子收得好吗?”李江生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毛主席又问:“每亩多少斤?”当时的支书阎玉如回答:“754斤。”

毛主席笑着说:“不少啊。”后来又问大秋的作物产量怎么样,问了社里的,问了全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的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天山药35万亩。”毛主席听过之后,不觉等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着屋里面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毛主席显然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情况,路上说700多斤,“夏天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秋季要10亿斤,你们全县31万人口,你们怎么吃得完这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说:“我们拿粮食交换了很多机器。”

所以后面的这个话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毛主席开始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所以后来毛主席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的,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这是毛主席自己开玩笑的一句话,但这对后面的决策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一个不真实的调查研究。一个县十几亿斤的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社员们一天吃五顿,后来直接导致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包括对中国的粮食的产量有了高估,国家征收粮食的标准开始增多,这些都是错误的决策,而这是不真实调查研究带来的一些结果。

所以后来一个相当有级别的干部在1958年的会议上做了这段描述,当时毛主席对实现共产主义变得非常地乐观,他对共产主义有许多很好的描述,如吃要吃好,不能光吃饱,每顿都要吃荤,或者吃鸡子,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山珍海味吃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可以一年吃两次。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天天都在吃,看来吃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然后毛主席说要穿,穿也是要应有尽有,要各种花色,各式各样都有,不能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他说,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得穿绫罗绸缎,他的设想是非常美好的,都是毛料绒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件狐皮大衣恐怕办不到,因为没有那么多狐狸。因此就要发展狐狸,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不行,不养老虎没有虎皮。总会有那么一天,每个人可以得到一件狐皮大衣,这就看我们养的狐狸多少来决定。构想得非常理想。如住,要人民公社通通要高楼大厦,通通是现代化设备,每一个居住的地方都是一座花园,设想得非常美好。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走路的都有工具,不赛跑也不行,光坐汽车坐火车,那两条腿也成问题了,腿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大,所以每天都要跑步。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启示的。而且他还说,每个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这个理想设计得也是非常到位的。每个人都是演员,都能够上台演戏。将来要出几万个常香玉,几万个梅兰芳。每个人都是作家,都能够写文章,都能够写大的马列主义著作,都能够搞科学研究。每个人都是体育健将,我们把全世界的体育冠军通通拿回来。毛主席的设想放到今天还是很鼓舞人心的,可如果这个思想是建立在错误的调查判断,那就会导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说调查研究是不能当儿戏的。所以亩产16000斤早稻这样的事情居然能上《人民日报》,这时候当真正出了问题以后,共产党人、中央领导人才开始重视科学的调查研究。

所以,1961年1月以后,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查,毛主席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之年,他自己就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包括周总理、少奇同志也都前往各地去调查。所以,调查研究是不是能深入实际,是不是能科学,体现的是一个领导人正确的作风,也是政策的决策机制。

最后,再通过调查之后进行的一番大调查,认为公共食堂不能不散,供给制不能不取消,最后终于把人民公社的许多做法被废止和终止了,所以共产党人的调查能力还是很强的,但如何做正式的调整?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本质就在于要做到实事求是。

我们今天有很多领导干部也知道调查研究,但调查研究越来越科学化了,所以现在有了一些决策的公司和机制,这都是辅助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手段。再如我们现在有了网上征求民意的制度,所以将调查研究的科学化是我们下一步党的领导能否做到实事求是的重中之重。关于实事求是与工作作风的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篇四】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022

《严守党的纪律作风建设党课讲稿》

同志们: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加强xx机关纪律作风建设,促使全体xx职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确保全局上下政令警令畅通,为贯彻落实局党委各项决策部署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证,今天我为大家讲一次廉政教育专题党课。本次党课的题目是《坚守底线不越红线》。

古往今来,人们崇尚清廉,都把清廉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境界,一种社会追求。多少人因为清廉而流芳百世,又有多少人因为腐败而声名扫地,悔恨终生。众所周知,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消极腐败现象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水火不相容,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背道而驰。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惩治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制度越来越完善,监督越来越严格,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期望越来越高,建立一个清正廉洁、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景。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德为立身之本,修身立德是每一个党员干部保持党的先进性,时刻做到廉洁自律,勤政为民的思想基础。只有引导党员xx、干部职工始终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才能恪守道德情操,增强自身免疫力,经受权利考验,时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廉洁自律,清正为民。如何教育广大党员xx、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造一支风清气正的xx铁警队伍,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思考和持之以恒加强解决的问题,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与同志们共同探讨。

首先,在思想境界上,要强化四种意识第一,必须增强党的意识。这是树立正确权力观的前提。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我们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入党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当官没有什么特权可享,只能是为人民多做工作,甘于奉献,这是一切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为准则。领导干部腐败,都在理想信念这个总关口上出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不断增强党性观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二,必须增强群众意识。这是树立正确权力观的核心。权力观问题,说到底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自觉摆正与群众的位置,增进与群众的感情,与群众同甘共苦,决不可与民争利。要牢牢记住,党和人民是鱼和水的关系,党员干部与群众永远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群众利益是最高的利益,为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人的天职。权力越大,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就越大。增强群众意识,就是要不断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准则,把造福百姓作为自身价值的最大体现,把实现群众的愿望作为自己的最大责任,切实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

第三,必须增强责任意识。这是树立正确权力观的保证。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信任,组织交付的重托。作为xx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拥有一定权力的同时,就要义不容辞地担负着打击犯罪、保民平安的沉重担子。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尽职尽责。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党员领导干部既要有位,又要有为,在正确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勇于承担发挥核心作用的领导责任、量质并重的工作责任、文明诚信的社会责任、政令畅通的政治责任、与时俱进的发展责任。

第四,必须增强自律意识。这是树立正确权力观的基础。正确对待权力,是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的具体体现。做官用权、拍板决策、造福社会是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我们应当看到,权力是一把双刃的剑,挥之不慎可能会伤及自己;权力是一把炽热的火,燃之不察可以将自己焚毁;任何一个腐败分子,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往往是从一些小节问题开始的。如果我们的自律意识不强,对小节问题总是不在乎,任其发展,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自我失控,腐败必生。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身为党员干部,一定要把权力、地位和名利看得淡一些,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认认真真干事。

其次,在道德修养上,要做到"五慎"中国有句老话:做事先做人。做人是成事之道,人品是谋事之基。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要慎初。世间万事始于初。我国古代大哲学家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廉洁自律,拒腐防变,以慎初最重要。一位领导同志曾说过:加强道德修养,保持自身廉洁,关键在于第一次。把好了第一次,就掌握了主动,就能在各种腐蚀诱惑面前立于不败之地。纵观腐败分子发展变化的轨迹,很多人曾经有光荣的过去,有过显赫的成绩,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淡化了自律意识,面对灯红酒绿,权、钱、色的诱惑,对自己搞下不为例,在矛盾侥幸的复杂心态驱使下迈出第一步而不能自已,一步一步地陷入罪恶的深渊,成为人民的罪人,为历史所唾弃。

二要慎独。这是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他说,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能十分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时候能十分警惕,不要认为隐蔽和微小的过失就可以去做,应当在一个人独处的情况下更加谨慎,自觉约束自己,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新时期的党员干部,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和诱惑,更应坚定党的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只有如此,才会有慎独的品格,达到慎独的境界。

三要慎友。作为党员干部,尤其是作为处在执法岗位上的xx,在结交朋友方面必须慎之又慎。古人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人,为了获取个人的某种利益,千方百计与你套近乎,称兄道弟,跑前跑后,踩断门槛。在温情脉脉的面纱后,在温良恭谦的言词间,隐藏着他们叵测的目的。而有的党员干部则对此丧失了政治警觉,哥们义气超越了党的原则,结果参政议政的是这些朋友,送礼行贿的是这些朋友,最后把自己拉下水的也是这些朋友。

四要慎言。是否口无遮拦,是鉴别党员干部政治上成熟与不成熟、政治敏锐性强与不强、境界层次高于不高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在公开场合讲话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地说一些有悖于党中央精神的话,对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决策及滥发议论;把社会上某些妄加猜测的东西和互联网上所谓的内部消息及顺口溜当作谈资说料,时而望风踩柳,时而添油加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在公开场合,一定要言必适时,言必适情,言必适度,做到与党中央不一致的话坚决不说,不利于党的形象的事坚决不做。

五要慎好。一个人有点爱好是正常的,领导干部也不例外。我们提倡培养高尚的爱好。但是,领导干部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习惯,不能恣情放纵,而应当把它与官德修养联系起来,对有利于官德修养的则育之,介于有利与不利之间的则节之。领导干部对自己的爱好如果不善节制,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不法之徒腐蚀领导干部的缺口,我们党员干部对此务必要高度警觉。

再次,在实际行动上,要把好三关一是把好家庭廉政关,守好家庭廉洁港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于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家庭成员的相互影响和帮助,对于领导干部预防和抵制腐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家庭不仅是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防线,更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重要阵地,在建立健全教育、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每个人都在追求家庭的幸福和美满。那么家庭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可以说众说纷纭,各有理解。我认为,幸福最基本的条件应包括这么几个要素,要有安全感,要快乐。没有安全感、不快乐,即使有了一切,也是徒劳。强调正确的幸福观并不是说追求财富、追求金钱就变得庸俗。

二是把好重点岗位关,树立廉洁新形象。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在惩治腐败的同时,党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制度建设,针对容易产生腐败和问题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部门加大力量开展廉政建设工作。

(一)加强政治修养。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头脑,用先进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特别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握好人生的方向和发展前途。要深刻认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意义,不要片面的以为反腐是当官的事情。试问,假如把那些腐败分子的权利放到你身上,你会不会腐败。同时要认清个别社会现象,如将诚实守信、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看作是傻,而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则被认为是人之本性;还有对部分党员干部腐败现象熟视无睹,认为是正常,对滥权者换来的荣华富贵不是鄙视而是羡慕;对挥霍浪费以及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私利,不认为是可耻,而认为是本事;对查处的腐败分子不是痛恨,而认为是倒霉,等等。所以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重点岗位的工作人员要看清现实,禁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不要有攀比心理,这是不出问题的基本要求。

(二)强化自律意识。自律对预防腐败起着关键性作用。如果自身机体、免疫能力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一个人清正廉洁的也好,贪污腐败的也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没有哪个人天生就如何清廉或如此腐败。要说其中的区别,简单地说,其实也就是一字之差,清廉者以严字律己,腐败者以贪字利己。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以前读过的一篇杂文,题目叫《守住你的那口井》,讲的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给他的手下人算过一笔账:老老实实地当官,守着自己的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尽。假如心生贪念,守着自己的井水还不满足,偏要惦记着河里的,甚至江里的、海里的水,一旦东窗事发,不仅河里、江里的水不保,就连自己那口井的井水也难保。综观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他们的共同致命弱点就在于守不住自己的那口井。

这些人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总是嫌自己的井水不满。于是,或利用职权之便,或假借工作之机,只要抓住机会,便会不择手段地时不时出手捞一把油水。当他们的不义之财如江河之水滚滚而来之时,往往就是连他们自己也一同毁灭之日。这时候,别说捞来的油水享受不到,就连自己那口浅浅的井水也丧失了。那么,怎样才能守住自己的那口井呢。首先要做到慎独,严于律己。在履行职能的情况下,要管住自己的心,不要有非分之想;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别拿;要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别去;该做的事按照规定去做,不该做的事就不要做。其次要做到慎微,防微杜渐。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要认为小事做了没关系,小事累积多了就成了大事,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一定要慎微,违纪犯法的事再小也不能做,否则一旦铸成大错,就追悔莫及了。牢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三)正确看待权力。作为一名人xx察,我们手中多少有一些权力,但一定要牢记,这是国家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是代表单位、政府履行职能,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能把权力作为捞取私利的工具,把自己的服务对象变成谋取私利的对象。觉得为别人办事情就应该接受人家的感谢,收礼不等同于受贿,是小事一桩。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牢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警句,深刻体会人虽有欲切忌贪的道理,经常进行自省自审,廉政上要如履薄冰,千万不要存侥幸心理、因小失大,一失足成千古恨,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得到的可能就是一纸判决书。

(四)养成廉洁的好习惯。将廉洁作为一种常态、一种习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这就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努力做到自重,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声誉;自省,发挥良心的评价作用,经常反省和检查自己言行;自警,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经常警示自己;自励,自我激励、自我鞭策。有位教育家说过:良好的习惯,是人们存在于神经系统中的一种道德资本。这种资本是不断增长的,所以它的利息也是人们终身取用不尽的。领导干部也好、重点岗位人员也好,若能养成勤政廉洁的好习惯,则受益无穷,是一笔用金钱难以买到的无价之宝。同时,要努力营造廉洁环境,净化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在工作圈里,应破除靠关系吃饭的庸俗关系学,在‘情’上真诚互勉,在法上勤鸣警钟;从点滴入手净化自己的生活圈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洁身自好,学法知法守法,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广交朋友,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慎交朋友,是保持廉洁的必然要求。俗话说甘泉知于口渴时,良友识于患难际,这些充分说明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三是把好廉政监督关,构筑监督防线。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失去监督的干部,难免会滑入泥潭。所以说,监督是防范腐败的关键。同时,监督本身也是对领导干部的关心、爱护和保护,是干部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领导干部时刻不能离开监督,重要岗位工作人员和年轻干部同样离不开监督,要热情欢迎监督,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开展监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一)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监督与被监督是矛盾的统一体,党内没有可以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作为重要岗位工作人员、党员领导干部,要和普通干部一样,树立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应该明白履行岗位职能、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是接受监督的过程,逐步养成在监督之下工作生活的习惯,主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其实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抵制监督就是他们走向堕落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违法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刘方仁不想接受监督,监督对其流于形式,致使他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堕落成一个腐败分子。

(二)端正接受监督的态度。我们应该端正态度,积极倡导、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个别同志由于缺乏严于律已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把监督看成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不尊重、甚至看成是整人。这种态度和心理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干部的健康成长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如果不能正确对待监督,不及时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问题,捂着疮疤不让揭,讳疾忌医,最终会在纪律和法律面前追悔莫及。原河北省第一秘李真在反思自己走向毁灭的根源时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掌权者一旦成为脱缰的野马,迟早会掉进悬崖。在当权的日子里,很少考虑党纪和法律,觉得离我太远,有时候做一下批评和自我批评,算是对自己的监督,时间长了,脑子里哪还有党的纪律和法规。

(三)努力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要营造一种监督有理、监督有功的氛围,要求我们面对赞誉,不能迷失方向,而应该深入到敢于真心实意地监督自己、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的干部和群众中去,鼓励他们发表不同意见,提出不同看法,主动诚恳地对待他们的意见建议,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该制止的制止,充分调动和保护群众监督的积极性,营造一种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听到真话,看到实情,才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免疫力。

第一句,政治上跟党走。就是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肃党的政治纪律,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清醒,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

第二句,经济上莫伸手。信守党员干部行为准则,经得住金钱与物质利益的各种考验。做到不突破红线,不向上攀比,不心存侥幸。

第三句,作风上解民忧。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谋福利。保持高尚的情操,一身正气,树立良好的形象,远离灯红酒绿的诱惑,严守思想道德防线。

第四句,工作上争上游。以事业充实人生,以事业实现价值,以事业凝聚人。

内容仅供参考

【篇五】作风建设党课讲稿2022

加强改进思想作风建设党课讲稿

下面,我就领导干部如何加强和改进思想作风建设谈一谈个人体会。

一、注重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首要前提。坚定理想信念是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题中之义,对人生追求起着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失去理想信念必然会丧失革命事业心、责任感,必然会丧失正确的人生坐标,必然会导致私欲和投机心理膨胀。

一个是加强学习。当前,有些同志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感到不是不愿学习,而是单位忙没时间学习,理论枯燥学不进去,从根本上讲,这是为自己不学习找理由。

我作为*主要领导,感到想学习还是能挤出时间的,整块时间没有,零星时间还是有的。我所认识一位领导干部,每天坚持在上厕所、午休和晚睡前读*到*页书,从未间断。我们*也提出“五个必学”,即:每天的报刊文章必学、上级领导讲话和重要文件必学、转发的典型经验和事迹必学、规定的理论学习书目必学、与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知识必学,都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罗曼·罗兰说:“成年人慢慢被时代淘汰了,最大原因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学习热忱的减退。”宋朝大文学家黄庭坚曾讲: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同样,不注重学习必然会导致我们思想庸俗化,理想信念弱化。一个拒绝用先进理论来wz头脑的人,就不会有坚强的党性、较高的觉悟、全面的素质。

另一个是坚定信仰。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

共产党员要“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这是在*年*月讲的,*多年了,对我们仍然有重大的教育指导意义。

二、注重把扎实苦干作为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是防浮躁,静下心来想问题、抓工作。单位建设好比是接力棒,需要一茬茬领导往下传,现在轮到我们手里了,不仅要跑出速度,更要跑出效益。结合我的工作经历,任职初期,要端正好工作指导思想,跳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盯着上面干工作、椅子没坐热就急于出政绩的思维圈,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实事求是这个真理,多做地平线以下的工作,多抓有利于发展质量提高的建设,多干符合党员干部切身利益的事情,多为单位积蓄持续发展的后劲。

二要防浮夸,敢于较真唱“黑脸”。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才是出政绩”的观念,对单位发生的问题,绝不能盖着捂着或者在“摆平”上想点子,更不能帮着下面作假、昧着良心上报,宁可揭露问题挨批评,不能掩盖矛盾图表扬,时刻以“发现问题是水平、解决问题是成绩、揭露问题是党性、掩盖问题是失职”为座右铭,让广大党员干部评判自己的政绩。

三要防浮漂,沉到一线掌握真实情况。领导干部要防止高高在上,总是下不去或下去蹲不住,长此以往就容易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我当党w书记*年半,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经常到下面转,就不掌握情况,心里就没底,就不知道该抓些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没有过时,群众工作路线没有过时,再先进的通信手段也代替不了面对面。

到基层主要了解*个方面:①了解党员干部的所思所想所忧,②了解党w领导的决策是否与实际符合,③及时把握单位思想动态和工作进程,实现决策与单位真情实况的无缝连接。

三、注重把提高能力素质作为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有效支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加强和改进思想作风建设的核心内容,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能力素质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我们职务提升过程中,对能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不注重提高完善,终有一天,会走到不胜任的位置上。因此,我感到,提高能力素质就是尽量延长我们能够工作的时间,也是我们践行为人民服务、为单位做贡献的基本支撑。主要讲三句话。

第一句话,思维是核心。常说一个人没脑子,就是指他缺乏思维。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首先需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我们的思维方法常常受到文化水平、外界环境和传统的影响,很容易产生形而上学、片面性、经验型等问题。如何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结合我的工作体会,我感到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思维要宏观。具体讲就是对一个单位建设的整体把握。比如,在调查思考基础上,提出一些口号和指导思想,能把单位凝聚在一起。去年,我们经过对单位发展纵向、横向的分析,提出了*的口号,并以此统一党员干部思想,起到了很好效果。此外,为了解决单位工作标准不高的问题,我们区分党w机关和基层分别开展评选年度“十大精品工程”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单位建设质量。

二是思维要前瞻。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想问题要尽量长远,不能仅仅把建了几栋房子、种了多少颗树作为对单位建设的贡献。去年,我们感到下步必将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经过深入基层调研,在*群众性文化活动。

三是思维要精细。牢固树立细节决定成败的思想。为了科学有效地分析预测安全形势,我们借鉴海*的经验,构建了安全风险评估系统,根据工作任务和各个时期的特点,评估风险等级,明确每个人的安全责任、工作重点,为抓好安全提供了可靠依据和抓手。

第二句话,实践出真知。一是做难事必有所得。得到的是真才实干,工作越难做,越能提高素质;
得到的是磨砺和感悟,事非经过不知难,有些道理和感受不亲身经历很难有深刻的认识;
得到的是上下认可,有时还有难得的成绩和荣誉。有的同志遇到难事绕道走,拈轻怕重;
有的喜欢耍嘴皮子,光说不练。这些人都不会有多大的成就,在领导岗位上也不会走太远。许多领导,都是经过大项任务历练逐渐成长起来的。

二是做好事温暖人心。我常对机关讲,查出多少问题是本事,帮助解决问题更显本事。机关的根本职能是指导服务基层,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更要积极为基层排忧解难,为部属帮难解困,做好暖人心的工作。对领导干部来讲,很小很容易办到的一件事,却能为基层解决大问题,让党员干部记在心里。对我们副职领导干部也一样,主要领导不在位、精力顾不过来时,要主动靠上前。

三是多做事不会吃亏。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多少事情,领导心里很清楚,党员干部那里也有一本账。当前,单位发展变化很快,工作任务很多,经常有一些临时性、突击性的任务。再加上有时领导在位比较少,需要党w统筹协调、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去完成,有些是职责以内的,有些事是边缘性的,可抓可不抓。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主动去做,要主动补台,不分中心政工。我们*同志就经常去抓基层的文化工作,我们政工干部也经常研究中心理论,积极为中心工作献言献策。特别是作为部门领导、副职,更要积极想办法,出主意,做好接合部的工作,配合其他部门工作,尤其是要主动去抓那些没有明确分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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