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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民生激励与居民健康：理论与实证 2022-08-11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影响以及健康中国行动等民生战略的实施，使人们对健康重要性的认知在飙升，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影响关系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从地方政府民生激励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关系。理论上证明了在一个存在中央计划者和地方政府的经济体中，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于地方政府民生激励的存在，当地方政府对民生的相对重视程度大于其对自身消费的重视程度时，经济增长将对居民健康产生正向影响可能。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表明，民生激励促进居民健康水平提升的假说成立。研究结论意味着，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民生的系列要求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真贯彻落实，取得了积极成效。为此，因民生激励而产生的地方政府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行为，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居民健康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线索。
关键词：民生激励，居民健康，公共健康设施投入，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影响再次点燃了人们关注健康以及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热情。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对民生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明显上升，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健康中国”战略，经济发展以高质量为目标。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的民生改革要求，各级政府的激励偏好发生了改变，由原来偏好于地区产出逐步转向到偏好民生。由此，引发了各级政府行为的改变，包括不断加大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张毓辉（2020）研究表明，2003 年以后国家明显加大政府公共健康投入。如图 1 所示，中国政府卫生费用支出在 2000 年之后出现了拐点，特别是2006 年之后出现了飙升，与时间轴形成明显的“剪刀差”，增幅大大高于 2000 年之前。如图 2 所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固定资产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入总额也呈明显上升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2000 年为 71.4 岁，2015 年为 76.34 岁，2019 年为 77.3 岁① 。如图 3 所示，中国 2000 年至 2019 年人均预期寿命呈直线上升趋势。此外，如图 4 所示，2000 年到 2019 年中国新生儿死亡率呈逐年连续下降趋势，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持续改善。
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的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行为与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本研究将构建包含经济增长、民生激励与居民健康的分析框架以及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予以诠释。
二、文献综述 现有健康经济学的文献，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从 NBER的人力资本会议召开和 Gary Becher 人力投资论文发表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Grossman，1972；1999），目前关于这类文献较丰富。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其关注度却低了很多，这与中国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健康中国的要求不相称。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上去了，包括健康在内的其他方面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王箐，2013），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当然有利于促进健康和延年益寿。但其实不然，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促进了居民健康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并且持续至今。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会因地域不同、国别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病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Dustmann和Windeijer，2004；Granados和Ionides，2008；Egger，2009；王箐，2013），其差异极大，甚至结论相左，具有高度不一致性的特征。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一方面改善居民的衣食住行，提高民众免疫力；促进卫生技术进步，有效控制传染病发病率和病死率，推动健康状况的整体改善；减少性别、种族或宗教的歧视，改善教育水平，普及健康知识，不断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公共健康投入，改善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Egger，2009）。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污染、过度城市化、经济资源挤占民生资源；引致个体工作时间增加，提高了居民的出勤率，导致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事故发生；引致个体工作强度增加，工作压力加大，引发睡眠不足、情绪不佳、酗酒、抽烟、运动减少等不良的健康行为以及“双亲”工作压力的增加还会形成代际效应；导致由高热量摄入过多引致的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等各种慢性病激增，人们的行为和健康意识不能很快适应经济增长带来的外界环境的变化（Graham 等，1992；Ruhm，2003；Robinson 和 Shor，1989；Kiecolt-Glaser 等，2002；Schnall 等，2000；Krugera 等，2010；杨继生等，2013）。此外，经济增长还可通过影响周围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健康政策，进而影响居民健康（Granados，2005；Anson，2000）。
在中国，短期内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比较明显（王新军等，2012）；经济增长、卫生投资与人民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发展关系，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卫生资金投入，卫生服务质量提升给予人民更好的就医环境与条件，而人民自身平安、健康则可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动力，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仝耀辉等，2021）。长期而言，依靠促进经济增长或增加卫生投入来改善国民健康的办法是可行的，健康水平的提高又将反过来促进卫生投入的增加，并促进经济增长，如此将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王新军等，2012）。但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产生了负向影响居民健康的问题，比如原有的健康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健康问题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却已高发；肥胖人群不断增加；由吸烟饮酒引起的支气管肺癌、酒精性肝病等疾病危险正在不断增加等。究其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环境污染，特别是工业污染对人口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化带来的大量人口流动、传染病的流行以及不良的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医疗保健体系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卫生支出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以及财政投入不足引致健康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等（杨继生等，2013；王怀明等，2011；胡善联，1995；邓曲恒，2007；石静和胡宏伟，2010）。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目前已呈多视角、多维度。但现有研究大都限于实证分析，缺乏稳定的数理关系支撑，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内在机制分析有待进一步厘清，特别是忽视了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在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影响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能促进居民健康，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有限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公共健康设施和治理环境污染，这给该专题后续研究提供了较大空间。其实，经济增长是否改善居民健康，与政府的行为高度相关，古巴就是最好的例证。本研究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从地方政府民生激励视角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重点考察地方官员的公共健康设施投入行为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行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1.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关系设定 为将居民健康水平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基于前面的文献梳理以及考虑到公共健康
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双重”影响，我们构建了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关系图。如图 5 所示，环境质量禀赋、公共健康基础设施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作为要素投入进入生产函数，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通过居民个人健康投入、地方政府的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影响居民健康水平，进而通过居民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此外，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还影响环境质量禀赋，公共健康设施投入还影响公共健康基础设施资本，从而进入生产函数。由此，形成了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水平相互影响的“经济循环”。
2.模型环境与基本假设 本模型借鉴 Acemoglu （2005）、葛扬和岑树田（2017）关于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Grossman（1972，1999）关于健康人力资本的框架，考察一个中央计划者和地方政府的经济体中地方官员的民生激励行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具体而言，考虑一个包含健康人力资本和公共健康基础设施资本的经济体，它由 N 个地区构成，每个地区存在一个地方政府，并且只有一个中央计划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本地区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行为主体② ，这两项投入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投入来完成。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假定地方官员有两个方面的偏好：不仅追求自身消费的最大化③ ，而且贯彻中央政府关于“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激励要求，即需要进行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地方政府考虑消费者对政策参数的反应。
地方官员的公共健康设施投入行为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行为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激励动机，它的强弱程度通常与地方官员的经济与民生激励相关④ 。为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政府的民生要求对地方官员的公共健康设施投入行为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行为将产生重要影响。
（1）生产函数。假定每个地区的地方政府会采取不同的内生政策。地区 i 存在一个代表性企业，它的生产函数为：
Y ti = Bti （ Kti ）
α （ Mti ）
ω （ Ati ）
φ
（1）
其中，式（1）为 C—D 生产函数， Y ti 为产出， Kti 代表企业资本， Mti 表示健康人力资本⑤ ， Ati 表示公共健康基础设施资本； Bti 表示环境质量，假定环境质量以资源禀赋形式进入生产函数，同时忽视技术、土地、人口等其他资源禀赋条件； t 为时期， i 为地区， i =1，2，…，N ； α 、 ω 和 φ 分别表示产出关于企业资本、健康人力资本、健康基础设施的弹性，它们
均大于零且之和小于 1⑥ 。
（2）健康人力资本的决定。从式（1）可以看出，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社会最终产品必不可少（Grossman，1972；1999）。假定健康人力资本由居民健康水平直接决定，即：
M ti =ϕ Rti
（2）
其中， R ti 代表t 居民健康水平，ϕ 代表居民健康水平向健康资本转化系数，0＜ϕ＜1。
（3）公共健康基础设施的决定。从式（1）可以看出，公共健康基础设施资本对于社会最终产品也是必不可少的（忽视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并与企业资本相互补充（Barro，1990；Acemoglu，2005）。假定公共健康基础设施由当期地方政府的公共健康设施投入所决定⑦ ，即：
A ti = δGt1 i
（3）
其中， G t1 i 代表地方政府的公共健康设施投入，δ 表示地方政府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向公共健康基础设施资本 A ti 转化的系数，0≤ δ ≤1。由式（3），得到：
（4）环境质量的决定。从式（1）可以看出，环境质量对社会最终产品十分重要，假定环境质量由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入 G t2 i 直接决定：
（5）
其中， 代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向环境质量转化的系数， 。
（5）居民健康水平的决定。假定代表性居民的健康水平由居民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由居民的健康投入代表）
γ （1- π ）
Y ti 、政府提供的公共健康基础设施以及环境质量B ti 共同决定。事实上，这些投入是相互补充的，由于这些投入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所以居民在 t +1 期的健康水平实际上是由 t 期的居民的健康投入、地方政府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所决定。假定这些投入作为居民的健康偏好具有可加性，则得到：
式（6）意味着居民健康不仅取决于居民个体的行为，还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行为，这里假定环境污染治理和公共健康设施均由地方政府投入。其中， ρ ＞1 表示居民健康投入、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和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转化为居民健康水平的技术符合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γ 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健康投入的系数， π 为中央政府统一的税率，0≤ϑ≤1、0≤ θ ≤1 和 0≤ τ ≤1 分别表示个人健康投入、公共健康设施、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三项投入转化为居民健康的系数⑧ 。由式（5）和（6）推出：
（6）社会约束条件。假定地区 i 中存在一个代表性居民，他的目标函数是：
其中， 为贴现因子， C tCi 为地区i 居民在 t 期的消费。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K t +1i =（1- γ ）（1- π ）
Yti - CtCi
（9）
其中， π 为政府税率。式（9）意味着企业完全折旧，居民拥有企业。为此，居民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转化为在满足约束式（9）的条件下，最大化式（8）。
设定地区 i 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u （ C tCi ）=ln CtCi
（10）
由拉姆齐模型已有的结论和式（1），推出地区 i 的最优消费函数的显示解为：
将式（11）代入式（9），得到地方官员面临的社会约束条件为：
（7）地方政府预算约束。设定 t 期地区 i 的地方政府只有两种收入：一是按照中央政府统一规定的税率 π 征税，获得地方财政收入 πY ti （忽视财政分成 ⑨ ）；二是拥有的初始财政收入 S 0i 。
t期地区 i 的地方政府有三种支出：一是地方政府自身消费支出 C tRi 二是公共健康设施投资支出 G t1 i ；三是环境污染治理支出G t2 i ⑩ 。假定地方政府执行预算平衡，则t 期地方政府 i 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将价格 正规化为 1。式（13）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公共健康设施投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通过税收方式收回，在 t =0 时拥有初始财政收入。
（8）地方官员的效用。在存在中央计划者和地方政府的经济体中，地方官员作为地方
政府的领导，既要考虑任期内地方政府自身消费 C tRi ，表示地方官员有经济激励；又要贯彻中央政府“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要求，关注居民健康，投资公共健康设施以及治理环境污染，表示地方官员拥有民生激励。若这些效用具有可加性，...